上周，德国《明镜》周刊采访了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老作家表示，自己已将死亡置之度外。

　　“我终生研究和描述俄罗斯辛酸的历史”

　　问：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你在工作。即使已经88岁了你仍感到需要去工作，虽然你的健康状态已经不允许你在家中四处走动了。

　　索尔仁尼琴（以下简称索）：自打出生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我总是乐于埋头工作、奋斗。

　　问：这间屋子里就有四张桌子。在你的新书《我在美国的时候》中，你说甚至在林子中散步时也会写东西。

　　索：我在古拉格的时候甚至在石墙上写字。我过去常在碎纸上写东西，然后记下写的内容，再把纸片毁掉。

　　问：13年前，你结束流亡回国之后，对新的俄罗斯感到失望。你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议的奖励，你也拒绝接受叶利钦想颁发给你的一个奖项，但现在你接受了国家安全局局长普京授予你的国家奖，这相称吗？

　　索：1990年的奖励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理事会提议的。我拒绝了这一提议。

　　1998年，那是俄罗斯的低迷期，人们处于苦难之中，是我出版《瓦解的俄罗斯》的那一年。叶利钦命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答复说我无法从一个将俄罗斯带进一个如此可怕的困境的政府手中领奖。

　　这次的国家奖是一个顶尖专家组成的小组授予的。提名我的科学委员会和表示支持的文化委员会中有数位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人。总统只是作为政府首脑在国庆这一天发奖。在领奖时，我表示希望我终生研究和描述的俄罗斯辛酸的历史将成为一个教训，使我们免于另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侦探，也不是古格拉的领导。至于在驻外情报部门工作过，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负面的。比如老布什就没有因为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而受到多少批评。

　　“正义和良心仍将是俄罗斯文学的基础”

　　问：俄罗斯需要一个国家理念吗？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索：“国家理念”是一个不明晰的概念。人们可能会认为它是指人们觉得在本国可以渴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主导着很多人。这样一个统一的思想是有用的，但不能人为地创造出来，或由掌权者从上往下强制实施。

　　这一观念在18世纪之后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波兰等国发展了出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草率地开始讨论“发展一个国家观念”时，我曾经加以反对，泼过冷水，在经受了破坏和损失之后，我们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足够了：让奄奄一息的人们活下来。

　　问：你曾经读过歌德、席勒和海涅的德文原作，你一直希望德国能成为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桥梁。德国还能扮演这种角色吗？

　　索：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吸引是被某种东西预先决定了的。不然，这种吸引就挺不过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问：哪位德国诗人、作家和哲学家对你影响最大？

　　索：在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席勒和歌德。后来我被谢林吸引住了。我非常欣赏德国伟大的音乐传统。没有巴赫、贝多芬和舒伯特，我的生活将是无法想象的。

　　问：西方几乎对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无所知。在你看来，今天俄罗斯的文学状况如何？

　　索：迅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来都不利于文学创作。重大的作品，更不用说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稳定的时期创作出来的，不管是好的稳定还是坏的稳定。当代俄罗斯文学也不例外。今天受过教育的读者对非虚构作品更感兴趣———回忆录、传记和纪实散文。但是我相信正义和良心不会被丢弃，仍将是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因此将有助于照亮我们的精神、增进我们的理解。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基础和支撑。

　　问：你怕死吗？

　　索：不，我再也不怕死了。年轻的时候，我父亲的早逝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他27岁就去世了。我怕还没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就死掉了。但是在30岁到40岁的十年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变得非常平静、镇定。我觉得它是人生一个很自然、但并非决定性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