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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十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从选定大会堂设计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来就反复对建筑师们说: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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