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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陶行知30年代的王莹与蓝苹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在批判武训和陶行知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江青走上前台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 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往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风云骤变。5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颂扬武训的新书。 批判运动开始后，江青终于走到前台。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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