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33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并将他押解到南京执行。从此陈独秀置身囹圄，开始了生命最后历程中的又一段没有阳光的岁月。 陈独秀是南京老虎桥监狱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犯。国民党当局为了减轻舆论的压力，对这位颇受举国上下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人物实行“特殊”待遇。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的牢房里有两个大书架，上面的书籍摆得很满，经、史、子、集样样都有，酷似一间研究室。 陈独秀终于要研究学问了。1933年10月13日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有文学性的文章， 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尽管从他所读的书籍中仍能让人隐隐看到他那份对政治的留恋之情，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兴趣放到了对文字学的研究上。 对于中国的文字研究陈独秀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人称他为“天真的‘小学家’”。早在三年前他就写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因政治与经济原因而不能出版，但他坚信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现今乃至以后的中国文字研究能够起到“引龙出水”的作用，并认为“坑人的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在狱中，常来照顾陈独秀的濮德治，看到他沉醉于枯燥的字书中时，总有一种探寻这类书痴的冲动。有一天，濮德治便问陈独秀道：“你对研究文字学如此沉迷，它究竟有何用处呢？” 陈独秀笑着说：“你不知道，用处可大了，中国过去的小学家，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讨论。” 濮德治从青年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写别字也是文字渐变的一种。陈独秀说：“是的。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创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 此时的陈独秀俨然一个教书的老学究，咬文嚼字，意兴 [1] [2] [3] [4] [5] 下一页
|
| |
站内文章搜索
